美联储加息的脚步越来越近，而美国制造业创下新高的同时失业率降到了新低。此前备受争议的量换宽松货币政策，这次真的挽救了美国经济、制造业和就业。
美国6月ISM制造业指数升至53.5，创今年1月来最高；同时，6月失业率下降至5.3%，为2008年4月以来最低。那么，为什么美国在就业平稳回升的过程中制造业也在持续回升呢？
这就会回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美国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什么？目前普遍认为有四点是美国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金融市场活跃，三大股指强力回升；房地产价格强力回升；消费贷款持续上升，拉动国民消费；制造业回稳。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产业政策，是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率先展露出稳健回升势头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整体显现疲弱之时，美国制造业的坚挺证明了，实体经济回暖离不开资金支持。
美国的第一轮量化宽松（QE1）从2008年11月开始，而为了扭转“产业空心化”提出的“重返制造业”是在2009年初，这应该不是巧合。
2009年初，也就是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不久。一年后，2010年美国制造业创造了64.6万个就业岗位，是1990年以后的最快增速。2014年7月7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称，美国制造业产出大幅增长。而与制造业走势一致的，就是美国的整体经济。
五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利用各种政策和措施，促使一大批跨国公司或将海外的生产基地迁回美国，或在国内开设新厂。美国制造业出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持续性就业增长的势头，外贸出口额也有显著增长，从2010年到2013年底，出口额增长了23%。
也是在这五年里，持续了三轮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直至2014年10月正式宣布其结束。而在这一期间，虽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明显转移到了就业上，就业数据成为重点监测指标。而从实际结果上看，就业对实体经济的反映是很准确的。
美国的就业等重要数据最早从2012年下半年就出现回升，最晚也是在2014年底确立回升势头。特别是制造业，从2013年7月起到2014年12月的18个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有15个月都处在55以上，即处在扩张阶段，制造业的回升基本确立整体的回暖态势。
美国经济和制造业复苏的路径，也给在结构转型的同时要避免经济过快回落风险的中国经济一个提醒——在经济遇到困难和调整的事情，更应该努力保住实体经济，以此来保持就业平稳，这最终会促成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而从货币政策来讲，从2008年开始的以熨平经济波动为目的货币政策，其调整波动还是十分明显的，2013年年中银行业“钱荒”之后，中国货币政策才明确不会再出现“大放大收”。其后至今的货币政策，整体表现平稳，在关键时点敢“放水”，这对稳定经济是十分必要的。
不过，目前的中国实体经济仍然对资金十分饥渴。在货币定向宽松之下，相关的产业政策就应该加速。目前，除了减税外，就制造业政策来说，虽然有了中国制造2025的整体政策框架但仍有两个问题十分紧迫：一是，那些高端制造业以外的制造业，正在面对严峻的产能淘汰，而这些行业正是传统的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二是，资金对制造业十分重要，但众多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尚无更好的解决办法。
当前中国经济努力仍在结构转型和避免经济过快下滑中间保持平衡，而就经济的回升动力来看，与美国经济复苏相似的情况正在显现：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在今年明显增强，部分城市房价出现回升，消费仍然是国内经济的重要引擎，惟独制造业还处于疲态。
中国的制造业PMI一直在等待回升态势的确立。从2013年底至今，制造业PMI走出了一个W型轨迹，最高点也在52%以下。由此，可以大体做出这样的推断，证明中国经济完成触底回升的重要一项就是制造业数据的企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官方制造业PMI指数为50.2%，连续4个月微高于临界点；6月调查失业率降至5.06%，为上半年最低点。而对于这两个数据回升的解释，又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制造业和就业都在依靠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相关制造业的表现继续好于制造业总体水平，而高耗能行业连续弱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第三产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但在肯定服务业对于稳定就业的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继续对制造业总体回落保持关注。
再回过头来看，美国在经济复苏期间对制造业的重视，特别是给予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支持，这些都值得借鉴。
由此，有必要再重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就业和服务业数据的转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代表着实体经济的制造业的回升才是经济企稳更加坚实的基础，而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加码的重点也应该将转向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