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半的可能性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演讲中如是说。这一论断引发了各方关注，悲观者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乐观者认为中国可以顺利闯过陷阱，更有甚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从世界经济史经验来看，每个国家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确需要深层次的改革，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升级和转型。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规模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即便是美国也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制造业复兴计划，足以说明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至关重要。
对中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夯实制造业基础，产业转型与升级并非抛弃制造业，而是要将制造业做大做强。中国近期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就是实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跨越的关键一步，而这一转型也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举措。
中等收入陷阱与产业危机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存在缺陷，但它的确描述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根本上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既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又没有找到新的增长来源，因而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产业危机。而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在世界经济的价值链上占据了上游位次。
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人均GDP处于1036美元～12615美元之间的国家被称为中等收入国家，当然，这一划分的标准过于绝对，在这个区间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事实上，很多国家陷入了“贫困陷阱”，根本无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在世界经济史上，高速增长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其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整体依然处于工业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工业化，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工业化的转型。
在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其资本、技术、管理甚至市场需求都是匮乏的，只有劳动力、土地相对富裕。因此，这些国家必须从低端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追赶工业化”。只有把过剩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工厂，才能打破“贫困陷阱”的束缚。由于劳动力的供给近乎无限，因此，劳动力价格并不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不可否认，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要比一个农民高，而正是因为生产效率提高，国民财富才会有持续的高速增长。可以说，工业化是走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起跳板。
每个国家工业化的初始阶段都要受制于本国的资源禀赋、政府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赶之后，既有的工业化模式就会固定下来。在工业化进程中受益的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就会嵌入到国家经济发展之中，增加产业升级换代的难度。虽然市场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但是这种资源的重新组合意味着一些产业被淘汰掉，很多人将承担产业升级的成本。如果不能顺势而为，一旦旧的产业失去了优势，新产业又没建立起来，在未完成工业化的形势下就被逼进入了“去工业化”的尴尬状态。
没有产业支撑，一个国家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国民对福利分配的关注要远远高于财富创造，这个国家就难免跌入陷阱，而经济增长也如逆水行舟，没有了动力也就自然后退。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或者踟蹰不前的国家比比皆是，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生活水准比父辈低，也成了一种常态。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资本、人力和技术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尤其是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不再与廉价联系在一起，劳动力价格越来越受到市场供求的影响，即便劳动生产率没有太大幅度的提高，劳动者的薪酬也会不断增长。这种工资的增长其实也包含了一种代际财富的转移。比如说在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拿着非常低的薪水，因为他们与企业毫无议价能力，在那个时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常快的，而现在新一代农民工的工资上涨速度要快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上一代农民工的补偿。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因为劳动力供给下降，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技术在工业化初期不重要，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和模仿成熟工业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自主创新变成重要的议题，因为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转让先进技术，即便转让也要索求高额费用。谁来创新？当然是企业，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硬币的两面，因此，需要打破在“赶超”阶段形成的路径依赖，比如出口退税、关税保护、财政转移支付等，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依靠市场的自发秩序迫使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与升级已经成为各国努力的目标，但是转到哪儿却未必形成共识，是发展第三产业，推动金融业的发展，抛弃厚重长大的传统工业，还是将既有的工业基础进行信息化改造呢？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产品，工业化的目标其实就是在现有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让人们过得更舒适，而工业化所制造的物质世界，依然是人们生活的“环境”。
制造业是经济繁荣的根基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说，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期望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汉密尔顿的论断在“后工业”时代依然没有过时，所谓的“后工业”并不是“去工业”，自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这一概念后，很多人对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进行比较，至少从经济上看，两者的界线并不明晰。追究起来，当下世界依然处于上世纪70年代的技术创造中，比如计算机等。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英美经济开始走向金融化，到1979年，美国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达到历史最高点，此后就不断减少。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代表了新经济，而在华尔街捞金成为众多年轻人最向往的工作。其实一个国家什么产业是“朝阳产业”，看看年轻人的就业取向就大体可以了解。如果年轻人都希望进入政府工作，那意味着政府可能权力比较大，如果年轻人愿意创业，那说明市场环境比较公平。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英美的金融经济遭受重创，过度的金融创新也是一种腐败，而德国受到的冲击则较小，德国人一直执着于制造业的发展。德国、日本都是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强国，就人均制造业产值来说，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前列，制造业是德国、日本经济的中流砥柱。国际金融危机也反证了德国的发展模式是比较稳定可行的，同时也框定了金融创新的底线和限度。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振制造业以挽回美国的颓势，有学者就提出美国的繁荣离不开制造业，制造业不仅是创造国民财富的载体，也是实现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一个过度金融化的经济体很难实现比较均衡的分配。
当今世界的景观拜制造业发展所赐，衣食住行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产物，现在制造业已经全球化。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转移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在东亚地区，制造业的扩散使这一地区先后进入了工业化国家行列。制造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风貌，看看中国30年来的变迁就可以感受到制造业的伟大力量。
当然，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最原初的定义，而涉及到管理、薪酬和会计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制造业构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核心。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是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即便现代电子商务已经大行其道，也不能改变制造业作为物质财富创造者的角色。当然，附加在制造业上的技术和知识不断增加，制造业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分工体系，制造业的全球体系也成为新的工业化形态，一部苹果手机要经过全球之旅才能进入消费者的口袋，虽然从中国的组装基地“出口”到各地，但是价值的分配是全球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或者制造业的水准也就直观地体现在各自能从苹果手机中分配多少利润。
制造业是创新的载体，是实现创新的动力所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来自于资本、劳动力还是技术创新？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共识是，经济增长至少一半以上来自技术变革与创新。1929年～1982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中，55%源于知识进步，16%来自劳动力的转移，18%来自规模经济效应。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大抵如此，当然，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并不是在实验室中发生的，毋宁说是在生产过程中。另外，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知识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性因素。一些伟大的企业总是非常注重员工的在职培训，终身教育的理念其实是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推动力和基础。
制造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个大众消费市场，最典型的就是福特制，让自己的员工都可以买上汽车，从而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对接，力图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制造业的发展可以吸收更多的人参与到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之中，在日本，还有10%的劳动力集中于汽车制造领域。制造业的发展也与城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制造业的基础，城市化要么发展缓慢，要么会出现伪城市化，大量的人口集中于贫民区。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大量的人口正往中产阶级行列迈进，支撑梦想的是丰富的物质财富。可以说，制造业是国家进步的基石。在美国，1美元的制造业销售额能够带动1.4美元其他经济活动，1美元最终消费品带来的附加值不到0.6美元。
制造业相对而言更能实现比较公平的分配，对于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公平分配就是经济转型的动力。公平的分配是开发人力资源的基础，教育、医疗、养老、培训等都可以创造人力的红利。没有高素质的人力，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很难在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
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就产值来说，2010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重大挑战，创新驱动战略、制造业2025战略都是为中国走向制造业强国开出的药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德国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榜样，而德国也推出了工业4.0的战略，也就是说，在未来大国经济竞争中，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都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